因为动物具有丰富的感知能力，儒家对动物有更多的同情。

[14]沃勒斯坦，2002年：《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哲学包含大量阐明最初未被阐明的东西。

中国人自古就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此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哲学始终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Vgl.Kant，S.9-12) 然而，我们看到，现代哲学，首先是西方哲学，与时代日益脱节，越来越具有无时代性的特征。[5]成中英，1996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载《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语言分析将哲学与时代逐渐隔开，意义和真理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而只是语言问题，语言批判取代了时代批判。在西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希腊哲学的现代化。

(Habermas，1985，S.33)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这种前提，归根结底只能是我们对世界整体性的理解。虽然古代中国有两次重大考古材料发现，即汉代孔壁藏书和西晋汲冢竹书发现，但都不是考古学。

但是，虽然中国古代哲人与希腊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大致相同，甚至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一致的，表述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庄子·天下篇》是运用这种范式的典型：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于五四一代的学者的批评则十分尖锐，甚至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价值。

这其中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什么是哲学，进而什么是《庄子》哲学。这类批评者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觉得再沿着中国哲学的范式进行研究，古代先哲思想的菁华、我们的国粹就会丧失殆尽。

一段璞玉或衣料，它不会必然要成为什么样的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也不可能只能成为某种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这类学者的根本看法也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在整体上与西方的哲学范式不能兼容。很显然，这些看法基本上还是在五四一代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之内的探索和思考。因此，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G.Vico 1670——1744）提出，是否具有原始宗教、婚礼和葬礼，是地球上所有民族成为人类的标志。

这一代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创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文囿于篇幅，只能述其要略。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哲学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思维成熟的标志。

国学名词的出现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关。而且，原始文本（材料）的解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故而对于原始文本的解释永远不会终结。

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要防止国学一词造成的误会和误区，并由此带来学术的混乱和误导。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可以阻挡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

从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等名词即可知，这些名称还是对接现代西方学术中的医学、音乐、体育（武术）、文学、语言等学科，而不是经、史、子、集四部之称。而与此同时，《庄子》中很多极为精湛的哲学思想却被遗弃或者遮蔽，例如《庄子》精微而系统的怀疑论哲学可与古希腊怀疑论媲美，《庄子》高妙的语言哲学可与20世纪语言哲学相通，等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几乎全部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种范式在形式上，不外注疏、点评、纪传、诗文等等。这些著述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前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裁缝的工作就是用一种服装的样式来处理一段衣料。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宗教问题。

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等人的著述，是箴言警句和语录对话体，类似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

而有些民族则至今没有出现影响世界的哲学体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明晰《庄子》哲学与国学只是在某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层面相交，明晰《庄子》哲学是完全不同于四部之学的现代学术范畴。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头等大事。因此，无论一个多么高明的工匠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材料的用途。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系统而又完整的哲学著述，在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即使是《庄子》《荀子》等也不完全与之相同。

在这样的大潮之中，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被人们弃之如敝屣。有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国学一词在这里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

其次，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能完全切中其意涵，甚至有较大的疏离，也是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

如果《庄子》哲学研究只是围圈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那么，严肃的学术界实在无法对此进行正常的思维对接。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差异，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达到的共识，也从来没有阻挡世界哲学的研究和蓬勃发展。

然而，与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从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开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建立了现代学术的范式，与四部之学进行了明确的标识，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哲学的范式问题却很尖锐地提出来了。这个论断首先是对于世界本源的思考，其次是这个看法跳出了原始宗教的窠臼。例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除了思、孟学派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学说在历史中也渐渐消失，不能见到清晰的师承。它们对于工匠开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例如：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什么？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宇宙万类运行的法则是什么？宇宙万类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基质，即具有根本的统一性？早期人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释，都是在本氏族的宗教和创世神话中表达出来的。然而，在人文科学中如何整合四部之学，则是困难重重。

但是，这些著述毕竟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实，从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著名论断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轴心时代那些不同地域、民族的先知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时至今日，《庄子》的诸子学研究范式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有着崭新的推进和发展。第二，在作品成型过程中，材料除了被采用的部分，一定会有剩余，而且成为废料（对于这件作品来说）。